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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從轉型正義重建杜聰明精神

【民報/作者陳永興】 11/11

杜聰明先生是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是日治時期台彎第一位本土醫學教育家,二次戰後台大醫學院第一任院長,更是高雄醫學院創辦人。他的一生橫跨2個不同時代和政權(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統治時代),遭遇到台灣歷史的悲劇(甲午戰爭和228事件),承担了台灣人民的苦難和委曲,卻一貫表現出力爭上游出人頭地,堅持學術研究尊嚴的學者風範,他表現出台灣人的志氣即使在惡劣環境中仍不屈不撓,即使受到當權者打壓仍不放棄打造第一流學府的理想,這樣的杜聰明精神在今天台灣轉型正義的脈絡下,值得所有台灣學醫者共同反省和思考。

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第一

1895年甲午戰爭,日本打敗清朝,雙方簽訂馬關條約,台灣被清朝出賣割讓給日本,從此成為殖民地,台灣人民承擔歷史苦難淪為二等國民。杜聰明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接受了醫學教育,力爭上游以第一名成績考取總督醫學校,但差點因體格弱小而不被錄取,後發奮圖強勤於鍛鍊身體,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繼之不因總督府醫學校僅是小學畢業後就讀5年學歷,立志從事基礎醫學研究,前往日本京都帝大藥理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終於獲得台灣人第一位醫學博士,也證明了殖民地小孩出人頭地的實力,轟動了當時日本醫學界和台灣社會 

台灣本土醫學研究領航者

杜聰明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台成為總督府醫學校第一位台灣人教師,他設立的藥學教室成為培養台灣學醫者本土研究的搖籃,他的研究注重台灣本土人民的健康維護,最有名的例如蛇毒研究、鴉片研究、中草藥研究,都是當時台灣民眾深受其苦或台灣社會最需改善的問題。杜聰明在殖民統治的惡劣環境中,以第一流學術研究的成果維護了台灣學者的尊嚴,更栽培了無數優秀的學子,打造了台灣藥理學研究在國際上揚眉吐氣的基礎,他的成就讓統治者的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其學術地位。

時代變遷政權轉移下的苦難承擔

19452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台灣從日本統治下移轉為國民政府接收,交接時期杜聰明是當時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惟一台灣人教授,自然成為戰後台大醫學院首任院長。他在戰爭結束日人撤退,百廢待舉物資欠缺,陳儀政權腐敗貪污,軍紀蕩然社會動亂的惡劣環境下,努力維持台大醫學院和台大醫院的安定和重建,也努力培養台灣本土年輕醫師和學者接替日人遺留的工作,但是國民政府的仇日心態與貪污腐敗的統治和杜聰明的學者風格無法相容甚至有所衝突,在1947228事件爆發時,杜聰明不得不為了避難而躲藏,他丟掉了台大醫學院院長職位,但更不幸的是他目睹了台大同事遇難和台灣社會菁英慘遭大屠殺和大逮捕的命運。作為台灣人最出名的學者,他和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一樣,在時代變遷政權轉移中承擔了台灣社會的苦難,後來更因當權者接受美援主張放棄日式醫學教育,杜聰明不得不離開了台大醫學院。

不忘打造第一流學府創辦高醫的理想

杜聰明離開台大是人生重大的挫折也是台灣醫學界的一大損失,但他沒有放棄要為台灣打造第一流學府的理想,他南下高雄尋求有志者,希望在台灣創辦一所第一流的私立醫學校,他心目中很多世界第一流的大學都是私立的,所以他對國民政府的失望,並沒有讓他放棄為台灣醫學教育奉獻的理想。在重重困難的條件下,杜聰明終於克服萬難,在眾多台灣醫界、社會人士、地方士紳的支持下創辦了高雄醫學院,從一片荒地借用國小教室開始招生,杜聰明為南部台灣紮下台灣醫界教育的新芽,他仍堅持「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為培養第一流醫學生在荒漠中勤奮耕耘,甚至為照顧台灣最弱勢的原住民,高雄醫學院首創開辦原住民醫師專修班,為台灣的偏鄉醫療播下無數種子,如今高醫校友遍佈各地,為台灣社會作出美好的服務,但杜聰明在高醫的奉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

被當權者打壓仍堅持學者尊嚴

杜聰明校長也是高醫的創辦人,在當初尋求各界協助要創辦高雄醫學院時,經人介紹高雄大地主陳啟川,當時陳啟川以捐地為名,獲得杜聰明博士邀請為第一屆董事並被聘為董事長,從此高醫埋下日後紛爭的伏筆。原來陳啟川號稱捐地其實是要放領給佃農的土地(當時國民政府推行375減租及耕者有其田政策),杜聰明校長發現之後只能無奈的以高醫學校經費,向佃農取得土地始得興建高雄醫學院,從此以後陳啟川掌控高醫董事會排除原有社會各界賢達和捐助者,高醫董事會成為陳家三代世襲主導的董事會,董事會介入學校和附設醫院的財務人事,以致爆發了杜聰明校長和陳啟川董事長的不和,驚動當時教育部出面調解,後來勸退雙方,由魏火曜接任校長並由洪壽南出任董事長。結果是教育部包庇了陳啟川家族,杜聰明信守承諾離開了自己辛苦打造的高雄醫學院,從此不再過問高醫的事也不口出怨言,維持他一貫的學者風範。

但是陳啟川離開高醫之後,只讓洪壽南作了短暫的董事長,他就又回鍋擔任董事長,迄今陳啟川家族已三代世襲董事長掌控高醫董事會一甲子。更不可原諒是陳家董事會竟然行文教育部要求更改創辦人為陳啟川,更把高醫附設醫院改名為中和紀念醫院(用來紀念陳啟川父親陳中和),陳家三代違法亂紀在高醫倒行逆施的種種不當作為,教育部長期包庇縱容,已被監察院調查屬實而予以糾正。陳家所以能霸佔高雄醫學院,完全是依附統治者與當權者結合成為惡勢力。

台灣轉型正義脈絡下的杜聰明精神

在威權時代和不同政權下,受到打壓而承擔苦難默默犧牲的杜聰明,始終堅持作一個有志氣的台灣學醫者,他力爭上游出人頭地成為台灣第一個醫學博士,領航台灣醫學本土研究和教育,栽培無數台灣優秀學子造福台灣社會,在時代變遷和政權轉移中,他和台灣人民同樣承擔了苦難付出代價,之後仍不改初衷為打造台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而奔波奉獻,沒想到他遇上了南台灣大地主陳啟川奪取高雄醫學院,陳家三代與當權者結合政商關係勢力無法阻檔,杜聰明成了威權體制下的犧牲者。但他保持了台灣人的志氣和尊嚴,不向惡勢力和當權者低頭,堅持作第一流台灣學者的風骨,他的奮鬥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值得後代學醫者省思和學習,而台灣轉型正義的推動者更應還原歷史真相,還給杜聰明歷史公道和榮譽,而對陳家不公不義竊佔高醫的舉動也應給予歷史批判和責任追究,要重新打造高醫成為第一流學府,發揚杜聰明精神是我們在紀念杜聰明和推動台灣轉型正義時,要努力完成的課題。

作者:

  陳永興,1950年生,台灣高雄市人,高雄醫學院畢業,美國加大柏克萊分校公衛碩士、北醫大教授、《民報》董事長、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
曾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國策顧問、高雄市衛生局長、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院長、羅東聖母醫院院長(任內對外募款6億元,建成老人醫療大樓)。曾獲台美基金會「社會服務人材成就獎」、賴和文教基金會「醫療服務獎」、第23屆醫療奉獻獎,有人權醫師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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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聰明是台灣的第一位博士,也是高醫的創辦人。圖/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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